着话筒呼了一口气，斟酌措辞，他会先开一个关于值夜班的玩笑，接着再讲不好听的实话：他失败了。这就是柏林给他的礼物，失败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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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少失败。他是三个“牧羊人”之中的其中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不在英国本土出生的。没人说得清楚安德烈的产地和具体品种，每个部门都有一套不同的理论，其中一半是时隔多年后才提出的，特别行动处说他是奥地利人，战前跟着犹太母亲借道西班牙逃过来的；苏联司背后叫他“法棍”，富有信心地表示他是一个法国面包师和一个斯洛伐克移民的孩子，甚至拿得出面包店的地址，那栋建筑物七十年代被拆了，今天已经无从考证苏联司的说法，再说，苏联司也不存在了。通讯处自始至终蒙在鼓里，以为他是个专门摆弄窃听器的电工。五处永远怀疑他是苏联间谍，因为没有确凿证据，只能小声咕哝，不敢大声指控。档案室的老警卫坚称安德烈的真名是平平无奇的“詹姆”，其实是个出身臭水沟的伦敦孤儿，但没人把警卫的话当真。他老了，一天里有十八个小时在打瞌睡，而且大轰炸的时候被德国人的高爆弹震聋了右耳，即使有人砸碎窗户爬进来也不一定听得见，上头纯粹是出于同情才让他留下的。

两个解释。一，安德烈是某种远东的异教神，天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每一张面孔都是真的。二，这人是个被害妄想症患者，一条被咬断过尾巴的变色龙，就算在自家阵营里，也不敢露出真正的颜色。他说英语的时候带着口音，法语也是，德语和俄语也一样，仿佛他从未真正属于哪个地方，从未拥有过真正的母语。

能够确定的是，他在战争爆发前就到这个负隅顽抗的小岛上来了，十多岁，尚未入行，不懂得隐藏自己的身份，留下了一串擦不掉的脚印：海关记录，地址注册表，中学入学登记，体检单。安德烈辍学加入皇家工程兵的时候才十八岁，服役记录表明他在1948年和空军一起去了柏林，负责给基地铺电线，这一年之后所有书面痕迹都神秘消失了，他好像进入了一段长长的漆黑隧道，从四十年代延伸到五十年代，从另一头冒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军情六处的“牧羊人”，手里牢牢牵着东欧的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