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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节(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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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经过这场大劫后,重返昆明的李定国认真检讨之前的过失,决心好好修补与冯双礼等秦系将领的关系。除了西营的秦系将领外,李定国更打算与夔东的前闯营众将多做接触,不再拘泥于以往的门户之见。得知冯双礼等大批秦系官兵在四川行都司驻扎下来以后,李定国就连续派使者去建昌,想说服他们返回云南与自己汇合,或是允许李定国的晋系部队前往四川。这样西营众将重新团结起来,依旧是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

但建昌周围的西营秦系将领对此不屑一顾。他们来四川行都司的时候,已经把沿途的百姓和物资都带走了,认为李定国无法派兵追击他们。就算李定国有这个心思,贵州吴三桂的威胁也足以打消他的这个念头。

得知建昌的众将不愿意返回后,李定国退而求其次,不再强求对方回来与自己会师,或是允许自己的军队进入四川,但希望对方至少在战略上服从自己的领导,能够对共同的敌人采取统一行动。对于这个要求,建昌的西营将领也含糊其辞,并不明确表态。有了李定国整治刘文秀的前车之鉴,冯双礼他们都怀疑李定国还会对自己秋后算账,所以要保持军事上的独立地位。

见到李定国的第二个要求仍得不到满足,昆明的晋系将领群情激愤,白文选、李九成都认为建昌军欺人太甚,要李定国以永历天子的名义切责。刚刚重返西营旗下的马宝也表示,逃去建昌的西营秦系、蜀系总共只有两万左右的甲兵,而且派系混杂、人心不定,他愿意带五千精兵直取建昌,为晋王把建昌收回朝廷治下。

但李定国立刻否决了武力解决的提议。

他对众将说道:“当年我年轻气盛,总觉得我大义在手,别人不同意我的计划就是心怀鬼胎,就是贪图个人的私利,不肯为朝廷出力。因为意见不合和一些小冲突,我就把蜀王(刘文秀)关起来,害得他郁郁而终,现在回想起来,我惭愧得汗流浃背。我们的争执,差一点导致朝廷倾覆,使中兴大业毁于一旦。幸好上天不绝汉祚,我们今天竟然还能重返昆明。这次我一定要痛改前非,绝不能再自相残杀,给鞑子可乘之机。”

“可是冯双礼本来就对朝廷不忠。当年孙可望那贼劫持天子的时候,他就态度暧昧。”白文选说道。

冯双礼对孙可望更敬重一些,在三王对峙期间,一直坚定不移地站在孙可望那边。孙可望开始篡位行动后,冯双礼也不像李定国、刘文秀那样立刻反对,而是在旁观望,若是孙可望成功,似乎他也会乐观其成。

“你们知道我击败孙可望,从贵州返回报告天子时,圣上是怎么对我讲的么?”李定国问道。众人当然个个不晓得,李定国叹息了一声,道:“当时圣上沉默良久,对我和蜀王说,若是能擒住他也就罢了,但一开始最好不要去逼迫他。”

众人无不愕然,没想到永历天子居然连孙可望这个公开作乱的逆贼都想放过。

“当时我和蜀王据理力争,都认为圣上此言不妥,所谓除恶务尽,岂能坐视孙贼盘踞贵州,当时……唉……”当时李定国和刘文秀还在私下讨论,认为这只是因为永历胆小如鼠罢了,所以没有把永历的担忧放在心上。

但是当清廷得知孙可望带着十几个人逃到湖广后,顺治立刻派使者赶到湖广,封孙可望为亲王。当初孙可望手拥几十万大军,拥有西南的大片领土时,想从永历手中要一个王位是千难万难,眼看现在已经是穷途末路,顺治、鳌拜君臣却视他为征服中国西南的至宝。

之前清军攻破昆明时,满清认为西南的大事已定,顺治、洪承畴的一些对奏也没有必要继续保密了,于是得意洋洋地公布出来,当作顺治皇帝英明的证据,李定国也有机会知道了其中的内容。

原来,当年洪承畴奉顺治之命从北京启程赶往长沙,出任五省经略,他在北京陛辞时就对顺治言明:征服西南的策略是以防为主,坐观南明自己生变。在随后几年洪承畴与顺治的奏章通讯中,他一再强调这条大方略,并主持修建了从陕西一直延伸到广西的五千里防线,用来抵抗南明的攻势。

在秘奏中,洪承畴不厌其烦地向顺治指出,如果南明不发生内讧,那么清廷想在军事上击败西营、闯营和郑成功水师的联合是不可能成功的。与其试图武力征服,还不如及早设法谈判,形成南北朝。

但洪承畴再三重复他的观点:首先李定国与郑成功互相猜忌,绝不会精诚合作;其次就是李定国与孙可望必然爆发内讧。清廷应该积蓄力量,在内讧爆发后攻击四分五裂的南明。

整个长沙幕府的战略可以简单归结为:绝不主动进攻,绝不侵占南明的领土,直到南明自己发生崩溃。

洪承畴的战略得到了顺治的全力支持,几次北京户部官员都嫌洪承畴的战略给清廷带来巨大的压力,维持五千里长的防线花费巨大,而且由于坚决不进攻,所以这个负担也看不到解除的尽头。对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顺治一概替洪承畴顶住,保证长沙幕府的防御战略能够坚持下去。

在三王内讧爆发前,剑拔弩张的孙可望、李定国各自调兵遣将准备火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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