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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八回 九一八东北沦陷 一二八淞沪抗战((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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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八回九一八东北沦陷一二八淞沪抗战(上)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干预下,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把王明强行塞进中央政治局,补选为政治局常委。六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总书记,执掌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在苏联留学、工作数年,擅长生吞活剥,背诵书本,是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既没有实际斗争经验,又不愿对中国国情和革命规律进行研究,只知照抄共产国际的决议,照搬苏联的某些经验,盲目痴迷“中心城市暴动”,拼命鼓吹冒险进攻,蛮横地要求红军配合中心城市起义。为了推行其极左政策,王明等人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持有不同意见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党内生活出现了极不正常的局面。王明在白区顽固地推行“进攻路线”,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使刚刚恢复的共产党组织遭到又一次惨重失败。九月,党中央机关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临行时,又指定由博古为代理总书记。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江苏无锡人。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归国后即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担任代理总书记后,继续执行王明的“左”倾政策,在各根据地大搞宗派斗争,撤职、关押、杀害了一大批优秀干部,给党的事业和根据地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暂且不表。

且说正当中国连绵内战、政局纷争之时,一场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危机浪潮的冲击下,日本的经济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企业纷纷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物价不断飞涨,市场一片萧条,农业遭遇重创,民生困苦不堪。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军国主义者决心趁欧美各国焦头烂额、无暇东顾,以及中国政府忙于内战、民生凋敝、国防空虚之际,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日本政府授意关东军总部组成阴谋集团,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人为核心,极力策划发动“满蒙事变”,妄图侵占中国东三省。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先后四次秘密派遣特务,侦察中国东北地区,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日本政府依据所收集的情报,连续召开内阁会议,制定武力进攻方案,急于发动一场侵华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并依靠掠夺中国的财富,来医治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

1931年6月,日本军部制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采取军事行动占领“满蒙”的方针。日本政府和军部竭力为侵华战争制造舆论,大肆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要保卫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父兄先辈流血换来的满蒙权益”;到处煽动侵占“满蒙”的狂热情绪。日本朝野上下,对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已经迫不及待,接连制造挑衅事件,为增兵东北、挑起战火制造口实。

七月,日本关东军特务在长春北郊万宝山挑拨中朝农民关系,唆使朝鲜浪人抢占农田,造成流血冲突。日本政府乘机在它统治下的朝鲜煽动反华风潮,并在日本国内大造反华舆论。八月,日本陆军大尉中村潜入黑龙江境内,从事军事侦察的间谍活动,被东北军抓获,处以死刑。日本关东军总部借机散布舆论,叫嚣“必须以武力解决”;并命令驻军进入临战态势,侵华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恶意挑衅和狂妄叫嚣,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隐忍自重,协力抑制排日运动”。“中村事件”后,蒋介石又电示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望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指示东北军遵照蒋介石的命令,避免军事冲突。致使东北军处处忍让,毫无戒备。

东北军的消极忍让,助长了日寇的嚣张气焰。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派遣独立守备队一部,在河本中尉的带领下,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有意破坏,袭击日本守备队”。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立即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出动军队向北大营发起进攻。北大营官兵忍无可忍,被迫奋起自卫还击。当是时,北大营守军一万多人,来犯的日军仅五百人;如果认真抵抗,日军绝对占不了便宜。然而,当北大营官兵奋起抵抗时,蒋介石却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张学良立即打电话给北大营守军:“全部撤出阵地,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正在浴血激战的士兵闻令,无比愤慨,团团围住传达命令的参谋长,怒眦欲裂,吼声若雷,群情鼎沸,泣血请战;有人嚎啕痛哭,挥拳击壁;有人持枪暴跳,狂躁不已;更有人破口大骂:“是哪个王八蛋下了这个命令。”参谋长泪流满面,劝诫弟兄们:“执行命令,撤出阵地。”北大营全体官兵挥泪集合,放弃抵抗,不战而退。

是夜,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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