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三回 遵义会议换舵手 四渡赤水出奇兵（（2 / 3）

岸的计划彻底破产。但红军也遭受了空前的惨败，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此时，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诿过于人，粗暴地训斥各级指战员不会打仗。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于惊慌失措中与李德商定，命令红军向北前进，企图与湘西境内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湘江惨败刺痛了每个指战员的心，部队中怀疑、不满的情绪明显增长，很快达到了顶点，没有人再盲目执行博古和李德的命令，而是开始了公开的抵制。行军途中，几乎每个人都在反问：“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为什么红军迭次失利？现在又为什么濒临绝境？”“谁是葬送苏区的败家子？”

钟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在无数次的反思、总结、讨论、争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觉醒，认识到了教条主义者的危害；是他们葬送了苏维埃共和国，是他们造成了一连串的失败，是他们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指挥。部队中逐渐出现了公开的议论：“毛泽东是正确的，在他的指挥下前三次反围剿每战必胜。”“只有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只有请毛泽东重掌军权，红军才能转危为安。”李德纵有万只手，也难捂住众人口。

此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了近二十万军队，设置了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他频频发出电令，调兵遣将，精心布防。然而，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命令全被红军总部的无线电台截获、破译，成了公开的秘密。可笑的是，博古、李德在掌握了敌人的部署后，依然固执己见，强令红军北上，向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

又是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不再沉默，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商议后，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放弃北上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向西挺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博古、李德接到建议后大发脾气，但却无人理睬；继而垂头丧气，撒手不管。于是，指挥红军、决定去向的责任全落到了周恩来的肩上。

周恩来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在通道县城召集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特邀毛泽东列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朱德、张闻天、王稼祥、李德等人参加，着重讨论战略性的方向问题。博古、李德不顾敌情变化的客观实际，顽固地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据理反驳道：“两个月前，敌人在湘西兵力空虚，应该北上，但却坐失良机。现在敌情有了重大变化，若再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根据总部电台破译的敌军电报表明，蒋介石已调集了六倍于我军的兵力，在湘西构筑起四道防线，正张网以待，请君入瓮。敌变我变，此乃起码的军事常识，岂能冥顽不化，自蹈险境。”“我军只有快速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才能有立足之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博古见自己高度孤立，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自己的意见被否决而提前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然而，争论并没有结束。西进还是北上？红军主力一路前行，高层领导人一路争辩。12月25日，红军攻占了贵州黎平。为了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周恩来召集并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红军的战略行动方向。李德因病未能出席，博古又提出了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老话题。毛泽东主张继续西进，在川、黔边界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进军川、黔边界，以遵义为中心，创建新的根据地。

黎平会议明确了方向，中央红军赢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迅速挥戈西指，不仅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五天之内又攻克了黄平、镇远两座城池。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粮食军饷、布匹军装，红军的面貌为之一新，士气极其旺盛，之前的消极、低迷情绪一扫而空。

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在川、黔边地区，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再次否定博古、李德徐图北上，进军湘西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强渡乌江，攻占遵义，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红军主力渡过乌江后，主要是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作战，首先消灭其一部，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建立川、黔边新的苏区根据地。”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重新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与此同时，坐镇南昌行营的蒋介石接到空军侦察报告：“共军进入黔北山区后，突然去向不明”；弄得蒋介石一头雾水，犹豫了半天，批准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命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于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集结，对遵义方向警戒、待命。

敌人停止了追击，真乃天赐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