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7节（1 / 4）

“没什么，又受了这位昙秀大师的一番教诲。”吴震笑道，“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真高僧，还是假高僧，嘿！”

“走罢！我还要连夜赶回灵泉池，你去不去？”苏连道。吴震摇了摇头，道：“你多加小心便是。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让我见一回李谅。”

“你自去见便是，我已经吩咐过了。”苏连道，“为何一定要见他？现在李谅就跟得了瘟疫的人一般，人人避之不及，偏你还要去见！”

吴震凝望前方，道：“趁着没死，必得见上一见。你放心，我自会谨慎行事。”

他勒住马缰回头，远远地见着昙秀白衣飘飘，仍站在那石窟之前，也不知是不是在目送他二人走远。吴震喃喃地道：“一切诸世间，生者皆归死。寿命虽无量，要必当有尽。夫盛必有衰，合会有别离。”

苏连听见，便道：“你怎么也念上了？”

“一时感慨而已。”吴震笑道，“也不知你跟我哪一日会别离，或是哪一日你死？哪一日我死？”

苏连沉默不答，也回过头去。只见着火光冲天，耳边听得梵音渐明，知道昙曜大师法身已被火化，叹了一声，纵马而去。

本章知识点1

婆薮仙和鹿头梵志：昙秀和吴震最后在武周山石窟寺谈论的婆薮仙和鹿头梵志，如今云冈石窟仍然能够看到，保存得相当好。位于第九窟，二浮雕在明窗两侧相对。该窟与第十窟为双窟，一般认为是王遇所造（对，就是《菩提心》里面的王遇），极尽工丽，是云冈石窟辉煌的最高峰。不过，普遍推定此窟修建时间为云冈第二期，也就是说在《菩提心》的年代（承明元年），这个窟还没修好呢。当然，对于小说，艺术真实就够了，我这不是在做学术论文。

本章知识点2

从佛道意识形态之争走向全面改革：北魏皇帝对华夏正统始终不变的追求——从《菩提心》到《九宫变》，我真的不是在写个宫斗剧。

这个论题足够写一本专著，在这里也没有足够的篇幅来展开论述。概括地讲，开国道武帝虽然提出了“改王易政”的主张，但他和其子明元帝都是比较迷信阴阳图谶和方术的（不能跟道教等同，还是十六国的余风），而到了太武帝时代，开始有意识地试图以佛教或者道教意识形态治国，但是均告失败，而且因为这位结束了数百年来北地乱象的皇帝实在“有魄力”，搞出了灭佛之祸。此后的文成帝大力兴佛，献文帝时已经呈现了不良后果，于是开始进行限制。而到了孝文时代，一度曾在北魏成为国教的天师道（即寇谦之所改良之天师道）式微，连在平城的大道坛都被孝文帝下诏拆除。孝文帝对于宗教的控制也达到了北魏一朝的最高峰，其严厉程度决不下于太武帝。孝文帝确实精通佛理、礼敬高僧，但决不能跟他本人崇佛或者是兴佛划上等号——哪怕少林寺也是他下诏修的。

以论文节选简要说明这个过程。

到了太武帝时期，太武帝开始提出更明确的主张了，不论是向北凉求昙无谶还是拜天师道寇谦之为天师，实则上都是意图通过宗教来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北凉借助昙无谶之类的高僧来发展佛教巩固政权的作法甚至一直延续到了北凉被灭后残存的高昌凉国政权）。太武帝下令灭佛的诏书与数十年后孝文帝的诏书如出一辙，禁止各种咒术、异术、星占，阴阳图谶一律毁之，要求正本清源，一齐政化。不过孝文帝比太武帝还要不留余地，太武帝只令不得私藏，孝文帝的诏令却是公藏私藏一律以大辟诛。太武帝尝试了以佛教和道教来操控国家的意识形态，前者以灭佛告终，后者以国史之祸（崔浩族诛）与鲜卑旧贵族势力妥协而告终，两者皆告失败，因为那时候的北魏并不真正具备高度汉化的背景，冒险突进的结果只能如此。

太武帝之后，文成帝、献文帝两朝皆大力发展佛教，并推崇黄老之学，云冈石窟的开凿就是标志。虽然崇佛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但这个意识形态改变的过程终究是在迅速发展，文成帝—献文帝期间基本上没有进行太多汉化方面的实质性改革，从云冈石窟的供养人画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包括石窟本生故事壁画都有大量的胡化人物。但整个北朝社会（因北魏前中期实行宗主督护制，北魏实际控制的是京畿地区，本文讨论也界定这个范围，在其外的范围实则汉化是不明显的）对于汉化的准备已经基本完成，孝文帝登基后才能实施一系列措施逐步推进汉化，在行均田制的前提下，以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终于实现对北方地区的真正控制，然后进行服饰、语言、礼仪等全方面汉化，迁都洛阳。拓跋鲜卑自太祖拓跋珪建国之初所建的路线终于在孝文帝时代走到了一个巨大的节点，既是汉化的极致，也是分裂的另一个开始。

上文里面的“汉化”是一个不确切的说法，说“改革”比较好。但是约定俗成，暂且就这么说了。在之前的小课堂里面，提到过北魏的后宫嫔妃品秩改革是以孝文改制为分界线的。孝文后宫嫔妃品秩循周礼，没什么可特别说的，但是那个“礼”字，代表的不是礼仪礼节，而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