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回 毛泽东考察农运 周恩来武装工人（（1 / 3）

第六十回毛泽东考察农运周恩来武装工人（上）

暂不说北伐战场，且说毛泽东送走周恩来后，只身返回农讲所，继续从事其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教育工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系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已开办三年有余，培养了五届毕业生；初时由共产党员澎湃主持，后又由廖仲恺主持。毛泽东接手时，已是第六届学员，计有来自各省区的农运骨干三百余人。

在农讲所，毛泽东亲执教鞭，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海丰农民运动”等课程。他从中国的人口、生产、革命力量、革命目的、战争关系等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反复强调：“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等阶级的问题；然农民问题则是其基础。只有先解决好农民问题，其他各阶级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是故，中国革命的核心是农民革命，我党在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农民的土地问题。”

毛泽东特别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讲授理论课的同时，他带领学员到海丰地区实习，组织学员深入到农村中，考察当地的农会组织，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分析农村的阶级状况。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撰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着重指出：“中国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基础是农村的地主阶级。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推翻反动的上层建筑，就不能完成国民革命。”

不久，传来了北伐军在汀泗桥、贺胜桥大捷的消息。革命形势发展如此之快，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第六届学员提前毕业；尽快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配合北伐战争。毛泽东特别叮嘱湖南籍的毛泽民、王首道、贺尔康等三十多名学员：“立即赶回湖南各县，发动群众，组建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赢得农民的拥护。”送走农讲所学员后，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立即赶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会书记一职。

毛泽东走马上任后，主持制订了一个《目前农运计划》，上报并得到中央局的批准。该计划称：“在目前情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广东省外，应集中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率先发展，以配合北伐战争。其次，在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力量去做。”计划还要求“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并决定“在武昌开办新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不愿坐在大城市指导农民运动。为了实施其计划，他离开上海，赴长江沿线视察，联络诸省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运讲习所事宜。在武昌，毛泽东会晤了林伯渠、李富春、郭沫若等军界政要，多方筹措经费，促成了新农讲所的顺利开办。

此时，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单湖南省派往各县的农运骨干逾二百人，农民协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一千万人。凡有农民协会的地方，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推翻地主武装、废除封建宗法制度的斗争。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一场天翻地覆、破旧立新的农民运动勃然兴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被农会捉住后，轻则罚款、游乡，重则关押、枪毙。“一切权力归农会”，在那些农会势力大盛的地区，就连县长、乡长都要看农会的脸色行事。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的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而那些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北伐军将领也开始指责农民运动“糟得很”，是一种“严重的越轨行为”。这些言论，也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共产党内，引起了陈独秀的反感。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强调：“中国革命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工人、农民是从属阶级，是革命的追随者。革命成功以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工人、农民不能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他明确指责道：“当前有两种严重的危险倾向，一种是农民运动左倾，发展太快。另一种是右倾，国民党右派以及北伐军将领中有人对农民运动非常恐怖。这两种倾向继续发展下去，会破坏国共合作。简言之，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党内的左倾，防止党外的右倾，以求达到各派势力均衡。”他公开批评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幼稚的过火行为”，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苏联顾问鲍罗廷也认为：“马上解决土地问题，条件尚不成熟。”毛泽东不同意陈独秀、鲍罗廷的意见，提出让与会代表详细讨论；却被陈独秀一口否决。自此，毛泽东开始怀疑陈独秀的主张是典型的右倾政策。多年来，陈独秀一直是毛泽东非常敬重的导师、领袖；而今，在对待农民运动的问题上，二人之间却出现了重大分歧。

毛泽东不服，决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真相。会后，他以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