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回 毛泽东考察农运 周恩来武装工人（（2 / 3）

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下乡考察。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戴述仁的陪同下，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一路风雨无阻，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农村的沸腾生活、剧烈变化使毛泽东耳目一新，眼界大开。他听到了农民协会扬眉吐气，土豪劣绅威风扫地的各种详细汇报。他看到了农民给地主戴高帽子游乡、成立梭镖队维持地方治安、组织起来修路修坝、破除封建迷信、禁烟禁赌、普及文化等新奇事件。他被感染、被激动，决心仗义执言，为农民运动鼓与呼。

对于同一件事，站在不同阶级立场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考察归来，毛泽东奋笔疾书，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文章认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文章叙述了湖南农民所作的十四件大事，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必要措施。毛泽东指出：“农村革命的形势，简直是疾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好得很。”报告旗帜鲜明的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在报告的结尾，毛泽东含蓄地批评一些人道：“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何两样！”

毛泽东的报告送到中共中央，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看后拍案叫绝，极口称赞：“毛泽东是农民运动之王。”他将毛泽东的报告送给陈独秀阅处，陈独秀粗略的看了两页，道：“毛泽东固执己见，与中央的决定背道而驰。其报告由你处理一下。”瞿秋白接回报告，细心研读后，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上摘要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瞿秋白又通过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公开发行；并为该书加写序言，鼎力推介。

陈独秀的冷遇，并未使毛泽东气馁。他离开湖南，又匆匆忙忙赶到武汉，催促正在筹备的农讲所尽快开学。毛泽东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将原定之招收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农讲所直接由国民党中央办理，名称改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适应形势的发展。”他的建议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邓演达的大力支持，很快付诸实施。决定由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由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

中央农讲所迅即开学，招收了七百四十名学员。毛泽东信心十足，为农讲所制订了《规约》和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新的农讲所最大的特点是高度重视军事训练。毛泽东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到了军事武装的重要性。他在《规约》中赫然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在毛泽东的努力下，农讲所开设了军事课，为每个学员配发了一支步枪，规定每天训练两个小时，每周野外军事演习一次。从而为未来的农民武装起义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当毛泽东在武昌训练农民武装的时候，周恩来则在上海搞起了工人武装。原来，周恩来辞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奉命来到上海中央总部，接受新的工作任务。陈独秀接见了周恩来，开门见山地道：“调你来上海，担任我党的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负责党的军事工作。”周恩来立即提议道：“我党在黄埔军校中有五百多名党员，现在已被蒋介石全部清退。这些学员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我们应该把这些学员集中起来，在上海举办军校，举办我们共产党人的军事学校。”陈独秀道：“不可。这样容易引起国民党的怀疑，导致国共合作破裂。军校只能交给国民党去办，军队由国民党去抓。我们党只搞理论宣传，不搞武装斗争。”周恩来大吃一惊，道：“我当军委书记，不抓军队，抓什么？”陈独秀解释道：“你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上海工人的第三次起义。此前，我党曾组织了两次工人起义，都被孙传芳派军队镇压了。现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很快就要向上海进攻。中央决定组织第三次工人起义，配合北伐军占领上海。”周恩来道：“我服从中央的决定。但是，国民党专抓军队，我们不抓军队，将来会吃大亏。”陈独秀道：“你多虑了。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不存在什么吃亏问题。”周恩来争辩道：“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右派在暗中制造分裂，蒋介石已经成为新右派的代表。随着军事势力的进一步膨胀，蒋介石会成为新的军阀。”陈独秀笑道：“那也不要紧。我们可以与汪精卫加强联系，利用汪精卫的文人势力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达到势力均衡，维护国共合作。”周恩来无奈，只好换个话题道：“另一个问题，我向中央郑重建议，尽快培养我们的无线电通讯人才。”陈独秀道：“你是何意？”周恩来道：“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中央和各省的联系也日益频繁。可我们没有自己的秘密电台，经常使用国民党控制的电台进行